请您介绍一下新技术对文物修复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人才培养上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修复学院毕竟是初创阶段，需要进行资源的有效整合，还要具有美院特色。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要是很好的艺术家，有艺术的眼光和鉴赏力，所以造型基础训练非常重要，学生需要会临摹和创作；同时需要学习科学知识，如物理、化学课程；还要培养工匠精神，一个文保工作者需要“忘掉自己”，这不是一项彰显个性的工作，而是要融入进去，才能做好艺术品的还原和修复工作。

　　记者：对于文物修复的标准，国际上有一些普遍认可的原则，如可逆性、兼容性、可辨识性。但是，中外仍存在不少理念上的差异，如传统上中国画讲究“修旧如旧”，在缺损画面上的补笔要达到与原本高度一致的程度，这与“可辨识性”原则不甚一致。那么，在不同的理念碰撞之下，如何建立符合中国传统、体现当代特色的修复标准？

　　王颖生：文物修复东西方古已有之，西方标准化的培养模式比较早，中国传统上是师徒制、作坊制的传承，科学化、系统化的高等教育发展得相对较晚。但是走到今天，大家面临的问题不一样，比如就壁画而言，中国的多是干壁画技术，而欧洲多是湿壁画技术，在材料、绘制流程、绘制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不一样。如果单纯用西方技术和标准来指导中国艺术品的修复，就完全不可行。我曾经在国外的一个大博物馆里面看到，他们往一幅中国元代壁画上罩涂一层树脂类、不透气的保护材料，因为中国的墙是“会呼吸的墙”，与西方的墙体材料不一样，这样用西方技法做的“保护”，其实就是破坏。

　　“可逆性”是指在修复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可以逆施的，可使作品恢复到修复前的状态；“兼容性”是指修复材料一定要与原作材料能够匹配，尽量相似，以避免材料差异带来新的修复问题；“可辨识性”是对原作缺失部分的补全修复而言的，补全部分应与原作保持整体和谐、色调一致，但应与原作有区别。在修复理念上，比如中国传统绘画的“修旧如旧”，我们是要修完了以后让人看不出来，西方对此不认可。但是我们认为，现在有设备了，用仪器一测就能看出来，还是符合“可辨识性”的，只要不用不可逆的材料就可以。

　　不同的理念需要更多文化上的互相理解，我们搭建国际修复联盟的平台，就是希望彼此能够看到对方，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东西方之间造型理念、文化观点不一样，一直有差异，更需要和而不同，需要包容和理解，不能用一条所谓“统一标准”来要求一切，我们也希望通过学术交流来进一步探索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艺术特点的修复标准。

　　记者：随着科技的进步，文物修复越来越从一门传统的“手艺”变成了“科技+艺术”的综合体。请您介绍一下新技术对文物修复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王颖生：科学与艺术是分不开的，科学和文保专业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传统手法仅凭师徒间的经验传承，凭肉眼分辨，而数据是“硬碰硬”的，有了科学的数据标准，就更便于实际的操作，更规范化。先进的科学设备给文物保护和修复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比如一幅卷轴画，可以看到绢丝是什么材质，里面有几层，哪一年揭裱过等非常具体的信息，相当于给文物做了一个X光透视。

　　科技，已经成为当前文物修复必不可少的部分。现在中央美院修复学院的科学实验室配备了国际一流的科研仪器，扫描电镜配EDS、显微拉曼光谱仪、显微红外光谱仪、离子色谱、超景深三维视频显微镜、紫红外照相等分析及成像设备等等。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具备较高的美学修养、绘画造型能力，同时又要具备对科学知识的理解能力、对材料的实际运用能力，以及利用科学设备进行艺术品修复的技能。

　　记者：国际修复联盟的定位是什么？对于我国文物修复行业而言，这个联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王颖生：我们倡议成立的国际修复联盟，旨在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把文物保护与修复领域的优质资源和顶尖力量聚合在一起，把文物保护与修复这个尚未引起学界普遍重视的重要学科变成一门“显学”而发展壮大。

　　首先，以国内的资源整合与学术交流为主，实现修复联盟的有效运行，再根据各方因素及综合运行等情况，逐步吸收国际顶尖保护与修复力量加入，增加行业交流，提升学科整体发展，使学院系统及文博部门的资源优势互补。

　　其次，推动中国的修复技术与理念“走出去”。国外的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中存有大量的中国文物，也亟待正确的技术和方法进行修复和保护。现在很多国外机构都是聘用有经验的个人或工作室进行修复工作，相对分散，缺乏甄别、鉴定和评判的标准，我们希望以这个平台为基础，形成规范、有效的国际交流机制，让“走出去”的路径更顺畅。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14日 12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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